杨齐福 | 咸与维新：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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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齐福 | 咸与维新：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述论

近现代史论衡

作者：杨齐福，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3辑，注释从略。

摘要：清末，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新学堂的兴起，各种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纷纷涌现，其中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民间出版机构占据了大半江山。它们汲取新史学的精髓，顺应新的教育理念，以日本历史教科书为参照系，改革了教材内容，更新了教材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小学历史教育；但也存在观念滯后，内容不当，体例不合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小学历史教育。

关键词：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

众所周知，教科书是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教授之要素也，儿童之宝典也，陶铸国民之标准也。”教科书善，“则道德日高尚，智识日增进，躯干日坚强，收教育之功效易”；教科书不善，“则道德日腐败，智识日濡滞，躯干日萎弱，收教育之功效难”。因此，教育家陆费逵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清末，朝廷被迫实施“新政”，人们竞相兴办学堂，“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各种历史教科书纷纷涌现，“有由学堂自编应用者，有由私人编辑者，有由书商发行者，有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而成者”。本文以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编撰特征，探寻其思想资源，阐发其社会影响。

一

1901年清廷颁布诏书，实行“新政”，强调“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次年，朝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规定小学分为寻常小学和高等小学，皆开设史学课程。这个学制虽然并没有实施，但对后来新教育的发展影响颇大。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重新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历史教学贯穿从小学堂到大学堂整个过程。其中初等小学堂的历史课，第一、第二学年主要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第三、第四年讲“历朝年代、国号及圣主贤君之大事”，第五年则主要讲授“本朝开国大略及列圣仁政”，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高等小学堂开设中国历史，第一、第二、第三年讲述中国历史之大要，第四年补习中国历史前三年所未及讲授者，旨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清政府“试图借此把历史纳入经过其审定的教科书里，对历史进行‘规训’”，进而通过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

新学制的出现、新学堂的创办、新课程的设定势必要求与其相配套的新教科书。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十分发达，出现《史记》《资治通鉴》等鸿篇巨制，但“中国五千年来史书汗牛充栋，而识求能当历史二字者不可多得”，“从前史书体例实为一姓之家谱，自太史公后，几不复有完全之史学家，无怪后人鄙为秽史，指为污史”，旧史“足备参考而不适用于教科”。这样，新的历史教科书编撰迫在眉睫。由于时间仓促，清廷一方面令各学堂“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于是“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这是由于“日本与吾国近，自明治维新汲汲之以译书为事，所译以历史为多，且其书皆足以为吾国鉴戒，故译史尤以日本所译之史为尤要”。时人批评此举犹如“雇东邻之乳母，育西邻之小孩”，“令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清廷另一方面又“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虽然1902年清廷在京师大学堂附设编书处，后改为学务处编书局，后又设立学部编译图书局，但所编课本“分配之荒谬，程度之参差，大为教育界所垢病”，斥其“教人不足，害人有余”。陆费逵曾批评学部图书局所编教材“多不合儿童心理”，“词句多不合论理”，“时令节气不相应”，“抄袭近出各书”等。这样，民间书坊纷纷编撰各种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教学需要。以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文明书局出版张肇桐编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汪承镛编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李广濂编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用）和吴曾祺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读本》，会文学社出版张家模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杜芝廷编的《最新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震东学社出版单毓元编的《高等小学本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出版赵钲铎编的《高等小学历史课本》，国民教育社出版自编的《新体高等小学中国历史》等。与民营机构相比，官方机构则相形见绌，目前所见只有南洋官书局出版张崇仁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二

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主要由民间机构出版，就出版机构而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会文学社等出版的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占据了当时市场份额大半以上。教科书的编撰不仅受到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编撰者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的影响。

清末“新政”，各地纷纷创办各类学堂。商务印书馆决定成立编译所，出版教科书，并把培养爱国精神作为编辑教科书的要旨，“凡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议院、地方自治、军情、教育之要政，无不详言，其表彰国粹，纠正陋俗，亦再三致意。至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尤言之至详，以期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从1903年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最新教科书”系列，其中初等小学堂教科书16种，高等小学堂教科书19种，中学堂教科书40种。在编撰过程中，“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而后写定”。文明书局创办人俞复、丁宝书曾为无锡三等公学堂教员，始初便因出版“蒙学读本全书”而名噪一时。从1902年开始文明书局先后出版各级学堂教科书，其中初等小学堂教科书18种，高等小学堂教科书22种，中学堂教科书19种。其小学教科书特色为：“深浅合宜一也，定价极廉二也，字体、图画、印刷、纸张皆极精美三也，各科互相联络四也。”

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和校订者大多是当时社会名士，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定的教学经验。《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姚祖义，浙江临安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留学日本，历任奉天学务科长、句容县知县和高邮县知事，曾任教上海澄衷学堂。《高等小学中国历史读本》编撰者吴曾祺，福建闽侯人，光绪二年举人，长于古文学，历任平和、泰宁等县学教谕、漳州中学堂监督、全闽师范学堂教务长。《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编者张肇桐，江苏无锡人，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曾留学早稻田大学，光绪三十年考取官费留学比利时并获海南工科大学路矿硕士学位。《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编者汪承镛，江苏如东人，贡生，历任山东济南和登州知府、青州和兖州同知等；校订者廉泉，江苏无锡人，光绪二十年举人，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曾任户部郎中，参与戊戌变法，后创办文明书局；吴启孙，吴汝纶之子，曾留学日本。《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陈茂治，江苏元和人，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并留学日本，后执教南洋公学附小。《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李广濂，河北深县人，贡生，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曾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山东省优级师范执教四年，在山西省任视学一年。这一切使得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竞放异彩。如张肇桐在留日期间与人发起成立组织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并主持发行《江苏》杂志，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他还以“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署名①，著小说《自由结婚》，借新式学生之口说道：“第一句，本朝不应该做我们的皇帝；第二句，皇帝是小丑，应该杀的；第三句，革命是百姓极好的事情。”因此，张肇桐编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充满了革命色彩和爱国情怀。

三

20世纪初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抨击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揭开了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的序幕。梁启超认为新旧史学之别，“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并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这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提供了新思想、新方法。

随着20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人们关注的重心由王朝而转向国家，由“精英”而转向民众；所述的内容亦由政治、经济扩展至文化、宗教等项。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之编撰也凸显这种倾向。如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儒家之学，“其学以仁义为道之大本，以礼乐为教，戒骄谄放纵，以躬行实践为旨”；道家之学，“其学贵虚无，尚无为自然，斥仁义礼乐”；名家之学，“以循名责实，为治国之要”。赵钲铎编的《高等小学历史课本》详叙文字之变迁：“太古之世，有语言而无文字，至庖氏，作八卦，为我国文字之肇端。黄帝时，史官仓颉复依类象形作蝌蚪文，是为古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而六书兴焉。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视古文体稍变，而不失其真。及秦并天下，李斯等复改大篆而为小篆。又因官狱事繁，篆文不便，命程邈作隶书，而古文由此遂微……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是为章草。至后汉，张芝作草书。又有王次仲者，采隶与章草而作楷书。刘德升作行书。”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唐代之宗教，“有景、回、祆、摩尼等教”；景教“为基督教之一流派，盛行于波斯”，德宗时设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祆教“教人拜火与日，亦名拜火教。唐初盛行，朝廷为置祆正等官”；摩尼教“创于波斯人摩尼，介乎祆教、佛教、基督教之间。回纥人奉之”。

在新史学的影响下，人们意识到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能光关注“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还“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因此，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对外关系乃至历史上种族问题。如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谈到大月氏“初为匈奴所逐，迁于今伊利之地，复被逐于乌孙，乃走大夏，夺其地，建大月氏国”。又谈到“朝鲜半岛之南端，古为马韩、辰韩、弁韩所据”，“三韩自古与日本交通往来，及武帝攻略朝鲜，遂与三韩交通，又因而通日本”。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涉及“五胡乱华”“拓跋氏之兴”“蒙古之兴”“元征日本”“抚绥西藏”“开辟苗疆”“荡平准部”“征定回部”等。清末民族与危机加剧，种族问题日益突出。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这样，种族问题成了历史教科书无法回避的话题。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历史中国教科书》指出：“中国之人种，概为黄色人种。而历史学家分之为汉人种、蒙古种、通古斯种、土耳其种、西藏种、苗种。”汉人“性质温良，体格端庄”，蒙古人“性质勇悍，体格伟大”，但苗种人“性极顽劣，无竞争之力，为中国人种中之最劣种”。虽然教科书中汉族中心主义仍然凸显，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族主义。1904年陶成章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开篇即云：“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中国人来自何方？1894年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提出中国人种可能来自巴比伦。1900年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出版《支那文明史》传播了拉克伯里的学说，1903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介绍了拉克伯里学说。这样，“中国人种西来说”在国内不胫而走。缪凤林称：“蒋智由氏（观云）著《中国人种考》，主旨即在证明拉克伯里之说，顾以证据不充，犹悬而未断。至刘师培著《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论》、《历史教科书》等，于谦著《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等，矜其淹博，东牵西扯，曲说朋附，于是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间有一二持反对论调者，亦未能动人观听。”梁启超也在《中国史叙论》中说：“黄帝起于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于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蕃殖于四方。”这自然对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产生深远影响。如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指出：“汉人种亦客民也，其先来自西方，占有黄河近岸之地，渐驱苗种于南方，岁蕃殖于中国本部。”然而，“中国人种西来说”扭曲了民族形成的历史，不利于民族认同之构建，也不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授。

四

20世纪初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使得历史书写打上了民族主义烙印。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还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启超努力构建“史学”、“爱国心”、“民族主义”、“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试图把历史作为培育民族主义精神、达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带有浓浓的民族主义色彩。如张肇桐编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以“发育爱国精神”为宗旨，对于“近世国权之得失，一一加意，务令儿童有所感发”。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介绍中国海岸线时指出：“现世为海权争长之期，故世界列国衡其文明之程度，恒以海岸线为比较。我国之海岸线，延长不逾九千里，视面积为短，自东北迄于东南，凡港湾形胜之地，或竟被占领，或讬言租借，或开为万国之公地，十有八九入欧西各国势力范围中。”揭露了殖民侵略中国的真相。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描述中法战争时写道，法军“闯入镇南关，提督冯子材、王德榜等奋击之，法人败，我军乘胜追至谅山”，讴歌了反侵略之民族精神。清末，黄帝被建构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以期唤起中华民族意识。“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如赵钲铎编的《高等小学历史课本》载，黄帝“欲张大华种之势力”，败北狄，战神农，杀蚩尤，尊为天子，都于涿鹿，“是为华种建立大帝国之始”，“酋长政治之部落国家遂进为君主政治之国家”，突出其华种文明创始人之地位。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纪，黄帝“登帝位，大兴制作。官制，则有六相以下诸官之立；文治便民，则有六书、甲子、历算、乐律、衣冠、器用、合宫、货币、内经之作；武备经国，则有阵法及州井之制”，凸显其中国文明始祖的身份。

新史学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新史观、新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然而传统史书之体裁，“经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明，而难于寻始终”。于是，日本史著的“篇章体”、“章节体”或“篇章节体”等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史学产生重大影响。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在体例编排上也多采用章节体，它“相较于传统体裁，既适于近代教育之用，又能表达历史教科书编者‘谈群治’、‘寻始终’的理念”。文明书局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编章式结构，章下面还有节，不过节的标题放在每节内容之后并以小字形式加以标注。而商务印书馆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采用课节式结构，大字叙述课文内容，小字注释人名或地名、历史名词。章节体这种表述方式能使学生对历史产生一种动态的前后贯通的连续感和演进感。“这种新式历史书写形式的出现不仅是编纂学意义上的进步，而且也反映了史学观念的革新。”不过，“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并未真正体味到所谓章节体的特点而刻意加以运用”。如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从“历朝国统”、“上古时代”到“拳匪大乱”、“两宫回銮”，皆以事名篇，实与纪事本末体无异。有学者指出：“这种类似于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编纂体例在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编纂方法优点的同时，也存在着它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譬如，在教科书中看不到明显的历史分期和阶段划分，历史史实的详略和主次安排也表达得不够鲜明。

近代西方史学往往采用“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划分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学受欧洲近代史学的影响，也以古代、中世、近世来划分历史时期。如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皆援引欧洲史学中“上世、中世、近世”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史的时间纳入了“普遍史”的时间之中。如那珂通世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期：上世（唐虞到战国）、中世（秦汉到宋）和近世（元明清）。桑原骘藏将中国史为四个时期：上古期（太古到秦统一）、中古期（秦至唐亡）、近古期（五代到明末）、近世期（整个清朝）。梁启超认为，“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只见君主不见国民；“西人之著世界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割裂内在之联系；“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而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所苦也”，因而主张“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传入，桑原骘藏等人的历史分期法也影响到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如张肇桐编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伏羲至周亡）、中古（秦统一至隋末）、近古（唐至明末）、今代（清）。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中古史（从秦汉到唐末）、近古史（从宋到明）、近世史（清代）。这一切不仅仅是体例的变化，其实质是史观的转变。

五

赫尔巴特（J.F.Herbart，1776—1841）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被认为是“现代教育学之父”或“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认为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儿童的经验和兴趣相一致，并依据统觉原理提出课程设置的两大原则一一相关原则和集中原则，要求学校教育和课程设置必须注意儿童身体和心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性和特性。清末，赫尔巴特的课程理论通过日本传入中国，进而对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编者注意控制课本内容字数和知识难度，使用浅显的文言文进行历史叙述。如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各课均限定字数，自一百余字起，至三百余字为率，以期适合程度”；采用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行文，“使学生易于领解”；还注重运用大小字，大字叙述正文内容，小字对主体部分进行解释、说明、补充和扩展，如“秦始皇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置太尉掌兵丞相行政御史监察等官。惩周封建之弊。分天下为郡县”。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历史中国教科书》中也采用大小字之叙述法，如“初，禹之相舜也，治洪水，划国境为九州。冀青扬兖徐豫荆雍梁。而定其贡赋，又立五服之制。侯甸绥要荒”。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

其次是编者在课文中大量使用各种图表，以适合儿童的学习习惯。赫尔巴特认为只有能引起儿童兴趣的教材内容才能够促使儿童保持注意力，让意识处于一种警觉状态，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如陈茂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了25幅插图、40幅表格，其中既有“治洪水之夏禹”、“大教育家之孔子”等插图，又有“三皇五帝列表”、“字体变迁之图表”等表格。赵钲铎编的《高等小学历史课本》采用了59幅插图、1幅表格。姚祖义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插图众多，如有“帝尧”、“班超”、“诸葛亮”、“颜真卿”、“玄奘”等历史人物画像，“大月氏货币”、“刘备墓”、“唐平百济国碑”、“祆教祭火坛”等实物文物图像，“蔺相如奉璧图”、“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图像；表也不少，如“春秋列国兴亡表”、“五胡十七国兴亡表”、“人名地名异译表”等。这些图表使原本枯燥乏味的文字叙述瞬间变得生动形象、鲜活具体，从而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再者是编者将课文内容故事化，将浩瀚的中国历史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如在赵钲铎编的《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中，编者将张骞出使西域和苏武牧羊的故事编入课文，使学生对西汉历史有更深刻的印象。在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编者增加了伊尹辅政的传说和少康中兴的故事，使学生对商代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

六

由于时代的局限，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在编撰思想上仍带有强烈的封建意识。如陈懋治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满洲之兴起及莫卧儿帝国时，每逢提到清朝皇帝都会在前面留出空格以示尊重。而姚祖义编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把满洲兴起称作“满洲龙兴”，清朝建国叫作“大清定鼎”，还对清朝统治大加颂扬，“以武功定海内，康熙乾隆间，文治复兴”。且对农民起义多加以“乱”、“贼”等污蔑之词，如把金田起义称为“粤匪之乱”，捻军起义被剿杀称为“剿平捻匪”，回民起义被镇压称作“平定陕甘回匪”，称白莲教首领刘松为“奸民”，视洪秀全为“无赖”，污蔑洪秀全“倡乱十六省，蹂躏十六省，淫掠焚杀，百姓死者，几二千万人”。时人认为此举“盖专制积威使然，不得为编辑者咎也”。

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内容表述方面不太准确。如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讲述王安石变法时将失败归咎于吕惠卿：“安石初意，本主利国，惟误用吕惠卿辈，奉行不善，未免扰民。”在叙述洪秀全起义时与史实不符：“初，奸民朱九涛，唱上帝会邪教，亦名三点会，花县洪秀全、桂平冯云山等往师之。秀全素无赖，略识字，九涛死，群推秀全为会长，潜入广西传教。”难怪当时学部在审定姚祖义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指出：“所取材尚欠选择，前半节叙史事而眼光前后绝不贯注。”吴曾祺编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读本》中“割台湾篇”，“马关议和，在光绪二十一年，误为二十八年；拳匪之乱，赔兵费四百五十兆两，误为四百兆两”。

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在编撰体例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教材中既没有课前提要，也没有课后习题，不利于教与学；内容艰深难懂，“动辄数册数十册，不啻以少壮通人目十龄左右之童子”，影响教材的推广普及。这是由于“教科书之用途既广，利益自不待言，人人图其利，乃人人具一编辑教科书之狂想，草率从事出而问世，其目的为利字所束缚，何暇于教育二字上稍加研究”。

清末，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新学堂的兴起，各种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纷纷涌现，其中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民间机构占据了大半江山。它们汲取新史学的精髓，顺应新的教育理念，以日本历史教科书为参照系，改革了教材内容，更新了教材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小学历史教育；但也存在观念滞后、内容不当、体例不合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阻碍了小学历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