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失败与母语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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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开。本文来自：叶开的魔法语文（ID：bigtiger8888）。

写在前面：

语言是一条活动的河流，文字是其中生机勃勃的游鱼。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封闭的语文空间内，这种闭环空间让语文的学习与运用严格地被各种规则约束，而形成死语，无法灵活运用，更难以推陈出新。语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语文课程，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语文到底是什么？

1

语文规范造成了大问题

语文学习是一种特殊经验，有人学到最后，可能写出这种段子：

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生当作人杰，死亦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

这些段子包含历代诗词名句，但都是在语文教材里出现过的。可以看到，“段子手”的知识结构，被限定在语文教材范围里，很难“越雷池一步”。用“写作业”作结，让这些看似散乱的句子怪异地连接在一起，并形成了对“作业”的强烈反讽和批判。通过批判作业，再进一步批判语文教材，会形成一个有效的批判链——我们的语文学习，已经完全被“作业”异化了。在“应试教育”的强大压力下，教师与学生都成了“作业机器”下的豆腐渣。

我曾写过二十多篇长文批判语文教材，一度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多读者感到“毁三观”，读了我的文章才发现，大家一直奉为圭臬的语文教材，竟然是由数量颇大的假冒伪劣“残品”拼凑而成的。这样的语文教材不仅不能担当“范本”，也无法做叶圣陶先生所谓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例子如果是坏榜样，教师和学生如何有效地“举一反三”呢？

上面引用的段子，是戏仿语文造句练习的有趣结果，并且造成了打着“作业”反“作业”的特殊效果。这显然不是规范语文，如果有人作文这么写，百分之九十九可能会遭到语文老师的棒喝。

由此可以看到，每个中国人都存在两种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每个中国人都持有两种言说方式：学校语文和社会表达。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和表达，截断了语文与现实的联系，让我们进入闭环的语文空间中。这种闭环空间让语文的学习与运用严格地被各种规则约束，而形成死语，无法灵活运用，更难以推陈出新。在这种闭环语文环境下，很难出现有趣的、不走寻常路的表达。闭环语文学习造成了社会语用恶劣效果，社会语言表达上充满了陈词滥调。

语言是一条活动的河流，文字是其中生机勃勃的游鱼。打破僵化规则约束，会发现语言运用蕴含无穷趣味——在字词的不同组合与拼接中，也有着无限的秘密魅力。有人搜集了一些爆笑版“小盆友造句”：

1、题目：一边……一边……

小朋友写：他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2、题目：陆陆续续

小朋友写：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3、题目：难过

小朋友写：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很难过。

4、题目：又又

小朋友写：我的妈妈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5、题目：先……再……，例题：先吃饭，再冼澡。

小朋友写：先生，再见！

6、题目：况且

小朋友写：一列火车经过，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且……

按照语文规范，这些造句都是错误的，考试这么写肯定判零分。

但细读这些造句，会发现如此有趣的思维方式只有“小孩子”才想得出，做得到。葆有童心的大人，对此都能心领神会并会心一笑。这种句子，是打破词语间僵化规则链锁而诞生的。那些不允许拼接在一起的词语和意象，在一起则造成了有趣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达。外国人学汉语也常会造出令人爆笑的句子。这些句子通常都是错误的表达，但因其“错误”而趣味盎然。

成年人使用语言时已经被规范了，下意识里就会知道什么样的表达是“正确”的，并能以规范方式表达出来。十年以上的语文规范训练，让每个人说出来的句子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你不是对词语极其敏感的诗人，想说出一句特别的话来非常困难。语言规范已控制了你的表达。你以为说出自己的话，其实是被人们说过无数次的话。常常有人在读了一篇妙文之后大发感慨：写得太好了！都是我想说的！但你没有说出来，只有掌握语言秘密的人，才能说出你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未被规则和规范束缚的小孩子，才能打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藩篱，让这些彼此不相干的物质发生有趣联系。优秀诗人同样具有联系万物的能力，他们诗句里并没有僵硬的边界。

阅读现代诗要接受这种表达：它不是规范的，而是跳脱的，它的语言打通了那些属性遥远的事物，突破了各种感知能力的界限，而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意象和潜能。小孩子说出的话总是很有意思，他们对某些事物的表达，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极其精彩的诗。

六岁女孩子郎萩咫写过一首诗：

刀

我的牙齿是嘴里的刀

它切开萝卜、黄瓜

切开苹果、蔬菜

它切开了水

它会切开我说的话吗

喂、喂、喂

你听

它切开了。

这是六岁女孩子的奇思妙想，尤其“它会切开我说的话吗/喂、喂、喂/你听/它切开了”这四句，完全是神来之韵。父母如有心，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天生的诗人。可惜百分之九十的父母都被闭环语文学习毁坏了，不能明白牙齿切开孩子说出的话，也不能用听觉来形容坚硬的物质。这些都是闭环语文学习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规范，那些标准答案，以及每天做不完的填空、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和无趣作文，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往我们的脑子里塞满各种干涩无趣的词语和句法。就这样，我们的人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诗意。

我曾写文章批判过标准答案，其中一个例子在网络上流传很广——问：谁是三国时最聪明的人？我女儿答：孔明。老师判错，正确答案是：诸葛亮。

这些都是表面暴露的问题。而语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语文课程，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语文到底是什么？

2

语文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直到现在仍是语文界争论不休的大问题。

检索相关论文，会发现语文“定名研究”是一个热门。“语文”这门学科应该叫“国文”还是“汉语”或其他名称，迄今为止都在剧烈争论中，一直没有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权威说法，相关学者为此仍在争论不休。在权威定名之前，这门学科仍只能叫“语文”，就这样对付着叫下去。但名不正言不顺，让语文这门学科处在极其尴尬的地位。

上海的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在《为语文教学“招魂”》一文里说：“……语文教师们教了几十年语文，到头来却连自己教的到底是一门什么学科都说不清楚，真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

语文学界对语文课程性质争论不休，语文学科连令人信服的名字都没能确定，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教了三代人、六十年。如此语焉不详，不出问题才怪呢。

除了语文界资深教师在反思，还有些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专门研究如何统一名称。湖南师范大学有一篇硕士论文《汉语母语课程定名研究》，主张把“语文”定名为“汉语”；河南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华语论——关于语文学科的课程名称和课程性质的研究》，则主张“语文”定名为“华语”。此外，关于学科名称的问题，历年来各地的语文教师、大学的课程研究专家一直在探讨，各种提法都有。总结起来，关于“语文”定名问题有八种以下建议：国文、国语、中文、中语、汉文、汉语、华文、华语。

争论纷呈，各持己见。综合各种观点，我认为应定名为“中文”。这样可以涵盖传统，明确文化属性，清晰对应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不同表达，在国际交往上，有效定位中国语言及文化学科，利于真正的核心价值诉求。在本国小学到中学的学习上，把“语文”定名为“中文”，涵盖了“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可以明确母语学习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而且从字面上，可以一望而知地明白，翻译为外语即对应Chinese，也非常方便。这样一理通百理通，“中文”母语学习的奇经八脉，全都通畅了。“通则不痛”，原有的“语文”痛点和“语文”学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民国时期小学课本叫做“国语”，中学课本“国文”。如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就是为小学生编写的。先学“国语”，明辨词语及是非，然后及于“国文”，熏染于优美修辞而能为文，这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从这个学科名称及其前后分类来看，当时的母语教学专家有明晰的学科思想。近年来民国教科书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那时候的教科书会发现，无论是编写体例、课文内容还是纸张印刷，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翻开那些教科书会发现，即便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时代，社会各界都把有限资源的大部分投入到教育界中去。看那时图文并茂、印刷精良的教科书，会发现当时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不仅思想明确，而且社会各界都极其重视。编写者为一时之名家不用说，出版社为极其专业之出版社也不用说，印制时会使用当时紧缺的最好的纸张和最高技术的印刷。一些民国教科书里的彩印插图，即便在百年之后，仍色彩缤纷，颜色雅丽，令人赞叹。

那时候“国文”更多是指文言文，现代文涉及量少，与现实言说环境略微有脱节，一些学界人士对此也有批判和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白话文“我手写我口”，因顺应时势，提倡不久即普及，而把文言文表达置于古旧的仓库，成为陈迹。这在两千多年文化史中，是一个特大事件。新思想，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资产，在此潮流影响下，一些新锐教育学者从现代白话文角度思考，以自由思想、人道主义为本，开始着手编写新式教科书。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就采用完全的现代汉语来编写（包括改写其他作家的文章），其教育目标也与此前的国文教科书有别，更多着眼于识字启蒙以及工具性的效用问题，但其中融入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烙印，为此前所未见，影响深远。而对于“语文”的“工具性”阐释，也随着叶圣陶等人的大力提倡，而为人所知，所接受。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据叶圣陶先生等人提议，废“国语”“国文”之名，统称为“语文”。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中对语文进行了标准界定：“所为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语体文”概念是极重要的新标准，这样界定后，“语文”成了“现代文”的代名词，是中小学母语学习课程的标准称谓——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目标很明确：批判和隔断落后的“封建文化”，以新教材、新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类。因此，新时代语文教科书被定性为识字和书写的一门工具，强调其“工具性”，而削弱其思想传递、文化浸润的功能，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营造的大事件。而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语文的“工具性”都成为权威的标准。1958年，叶圣陶先生受命主编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也在这种新思想的背景下开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成为全国定编、全国发行的权威版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虽然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变化多端，但统编《语文》教材的识字、扫盲的“工具性”定位没有受到任何的动摇。

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人们在思想上有了更为活跃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能受华东师范大学一些学者发起“人文精神讨论”思潮的影响，语文界一些教师提出了语文的“人文性”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语文界骨干教师如于漪、韩军等，都撰文倡导语文的“人文性”，并把这个争论引向纵深，很多大学里的学者也加入探讨，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热潮。

200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吸收了各方的观点，重新界定语文学科的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特点。”

这个界定吸收各方观点，试图平息各方纷争，弥补之前缝隙。但教育部的权威发布并不能平息人们对语文内涵不明的疑虑。“人文性”概念在运用上过于宽泛、暧昧，甚至模糊了自身的学科特性，也让一线教师摸不着头脑。迄今为止，“人文性”究竟为何物，并没有得到合理而有说服力的界定，很多优秀的语文教师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在狭窄的空间里探索与推进。上海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提倡“引入课外资源”，上海语文特级教师余党绪提倡“思辨读写”，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语文教研组推出的阅读书目（包含了电影欣赏、音乐欣赏等），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多年来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这只是一些优秀教师的“单打独斗”，因为没有形成标准，而不能普惠全国师生。

现在，一线语文教师都普遍接受了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的观念。但所谓“人文性”是什么，却一直含含糊糊。

“人文”是一个大筐，跟“国学”一样笼统且语焉不详，似乎文、史、哲、社科、艺术、雕塑、音乐、绘画、电影等，全都可以无限制地纳入语文学科的范畴内，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在这种包容下，语文什么都可以是，最后却变得四不像，什么都不是，这就让很多一线教师产生了无所适从感。

我耗费好几年时间深入研究现行各省市中小学语文教材，发现“人文性”只是一个假帽子，而不是切实体现在具体的选文和教学指导中。语文教材通常都以单元组团设计为常规编写方式，围绕着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来选文（通常是四篇），如“亲情”单元、“环保”单元等，先确立主题，然后选入各类文章。选编者的真正观点，仍然是“工具性”导向，其中还隐藏着深刻的道德教化思想。

“语文”这门学科连名字都还争论不休，定不下来。如果不加以深入分析落定，那么所有的争议和讨论，都可能是空对空，而无法真正有效地批判和建设。

“语文”这门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着“名不正”的尴尬境况，因此无论如何表达都“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小学、中学到大学，名称变化不协，各有一套，难以衔接。

今天语文教育界的一些卓识人士，已经认识到“批判性阅读”和“创造性写作”的重要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新经济和新文化竞争环境，我们的新一代必须具备良好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和创造性写作能力，才能在信息爆炸时代持续而有效地汲取知识，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以创造性的能力应对纷繁复杂的竞争。而“创造性写作”能力，是知识爆炸时代、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问题在于，“创造性写作”的能力要求，与现行语文教育思想完全冲突。

3

语文的文学核心

研究语文历史，会发现无论是“工具性”、“人文性”的争论，或是对语文的定名问题研究，几乎所有学者都谨慎地绕开了语文的“文学性”问题。

不肯、不愿、不敢承认“文学”才是语文学习中的核心内容，这是中文母语教育中的怪异现状。有些学者折中地把“文学性”放进“人文性”中，试图中和不同的观点。但中文母语学习最该明确的，恰恰是对中文母语学习的“文学性”的肯定。重新反思中文母语学习的种种弯路，我觉得到了恰当时候，应该正式为“文学性”正名了。中文母语学习传统中，从来都是“文学性”的。过去的著名蒙学课本是文学性的，著名选文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无疑都是文学性的，《论语》以卓越优雅的修辞，而成为文学性的典范。小孩子进入私塾学堂，在吟诵《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论语》等经典时，受到这些诗文优美修辞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成为他们一生的人文滋养。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文国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百年母语教育都走在歧路上。”

这里包含了两个核心观点：一，语文之名有问题，应为母语重新定名；二，一百年来中国的母语教育方式都走错了路。

潘文国教授认为，中文母语教育千年来都是修辞教育，学生们通过经典阅读而得到熏陶，形成有效的语言与思维能力。中文母语环境潜移默化，潜在的文化背景会提供很多心领神会的知识和经验，中文母语学习不需要死扣字词句段，不必学习西方式语法规则。现行的语文课程脱离了母语学习的本源，舍本逐末，十二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成果并不显著，反而不如传统的修辞教育效果良好。在广泛有效地阅读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以批判性思维进行思辨读写，形成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才是中文母语教育的最根本目标。

那么，中文母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在培养听说读写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并通过批判性思考，而进一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这就要求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有直接而深入的学习和继承，也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要有更多、更为广泛的学习经验。

而“修辞”的潜移默化学习，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来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激活他们的自主阅读和思考能力。

现在的语文教育界虽然避讳“文学性”，有人甚至视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但共和国早期语文教材上，语文却分为《语言》与《文学》两本教材。这样分列很清楚，即语文包含了“语言”和“文学”这两个核心课程内容，其中“文学”占据半壁江山，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后语文界的争议，竟然都绕开了半壁江山之“文学”，令人不解。

为什么要把“文学”明确地排除在语文课程体系之外呢？又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个问题，尚未看到有人深入研究，其中历史混沌不清。可以确定的是，语文教育界基本上都否认了“语文”与“文学”的核心联系，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的“工具性”一面——虽然有些教师也偶尔爱提提“人文性”，那不过说说而已，并不真的往心里去。在语文教育界，人们一边教着选入的文学作品，一边不把文学当回事。而真正具有良好文学欣赏能力的语文教师也越来越少，渐至于退化为珍稀动物了。

不敢在中文母语学习中引入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敢正视中文母语学习中的潜移默化的修辞运用，这是现行语文教材和语文学习的大问题。有一个问题很少人正视，即优秀文学具有丰富的、多重的可读解性，这些作品难以“量化”，很难用“标准答案”来涵盖，今后出卷子考试，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很多资深语文教师都深信“语文是一门科学”，这与文学的多义性、丰富性特质有矛盾冲突。

“语文是什么”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不加以深入的思考，不进行彻底的反思，中文母语教育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或者说，中文母语教育就是水中花，镜中月。

在这里，我主张正视优秀文学作品选入中文母语教材的问题，肯定中文母语学习过程中文学作品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思考，以浸润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分辨不同词语的运用，并激发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4

倒挂在树上的语文

回忆一下我自己的中文母语学习，可能有些启发性。

我在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偏远地区长大，小学时在村小学读书，我们讲客家话，读课文也讲客家话；初中时在公社里读书，通行语言是与广州话相似的白话。而普通话我从来没有学过，几乎一窍不通。即便如此，在那样贫乏的条件下，我仍然阅读了不少经典作品。三侠五义、四大名著（包括连环画）、金庸武侠小说等，构成了我早期的阅读资源。当时书籍的丰富性无法与现在相比，但以相比同龄人稍多的文学作品阅读积累，在高考时我轻松应对，考出全县最高的语文成绩。

我的童年倒挂在树上，丝瓜般长大。

雷州半岛遥远的家乡，海风从记忆中阵阵吹过，天气动辄打雷下雨，河水时时上涨奔涌，小鱼小虾在水底沉浮。

那是我的极乐园。

我在默默无闻的坡脊镇长大，在小如芥草的龙平小学度过读书生涯；坡脊只有一条黄泥街，平时闲得连狗都无精打采，孩子们也无聊地倒挂在树上晃荡摇摆。我那时有返祖迹象，一天到晚都呆在树上，还搭建了舒适的窝巢，吃喝拉撒全都不愁。

每逢一、四、七赶集日，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乡八里的赶集人溪水般汇聚，拥拥挤挤，吵吵闹闹，看似乱作一团，实则各有秩序。

赶集日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刻，我会摆开一个大大的小人书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成套连环画，《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地道战》《地雷战》等红色经典，应有尽有，整个坡脊镇十几户人家，只有我家才藏有如此丰富的小人书。每次我会挑几十本，一部分摆在竹篾席子上，一部分插在竹篾架子上，然后坐在小板凳上当老板。两分钱看一本小人书，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父母们带着孩子大老远来赶集，把小家伙扔在我摊前看书，又有趣又安全。小屁孩都有一角钱，可以看五本小人书。有些小滑头故意看得慢，一页纸翻来覆去看，嘴角咧开傻笑，一本书看个没玩，一角钱五本可以看上整半天。

隔着几个摊位，是令人牵肠挂肚的牛杂摊。在一个一米多口径的大铁锅里，油汪汪、香喷喷、浓酽酽的沸汤翻滚，牛头、牛蹄、牛筋、牛肝、牛肺、牛肠，各种坚韧不拔的老牛身上边角料，先煮个半熟了，用利刃薄薄地片下，倒在大锅里，加上八角、胡椒、桂皮、生姜等各种香料，大火滚煮，小火慢炖，从凌晨开始就飘香缭绕。一角五分一碗，热腾腾撒上葱花，喝了眼泪汪汪，什么也不想。

我看着小人书摊，表面上看似稳坐钓鱼台，但全身心都被牛杂汤调动了。为了剿灭馋虫的造反，我得强忍着跳起来奔过去的冲动，低眉帖耳，温良恭俭让，很专业地解答不同小屁孩提出的业余问题，如哪本书好看，哪本书适合他看，哪本书精彩，哪本书好玩。这些小人书我都看得滚瓜烂熟，说起来头头是道，不由得小屁孩们不信服。我观察仔细，判断清晰，哪类小人书适合哪些小屁孩阅读，推荐阅读这种事情手到拈来。

自有大姐姐善解人意，穿着碎花衣服，扎着麻花小辫，在我几乎就要丧失抵抗力之前，端着一碗油汪汪、滚烫烫的牛杂汤送过来，挽救了我的情操和立场。

从早上到下午，我摆小人书摊可以赚到五六元人民币。那个时候，这是一笔真正的巨款。每隔半个月，父亲都会给我三四块钱，让我搭乘三站慢车去县城南街书店看书买书。这个书店如此古老，似乎从“万恶旧社会”就传下来的，甚至可能从盘古开天地就开始了租借图书的生意。我一早赶到县城，买一根油条，喝一碗豆腐花，一整天都泡在书店里，哪里也不去。老板连租带卖，一般图书都有备货，我看到了喜欢的书也会买下来，收获大大的，搭乘晚班火车回家。

一个人走过从南街到西街再到通往火车站的道路，脑子里全是刚看过的书本内容，两旁建筑形态不太熟悉，但脚底上老马识途，一直带领我到站台，在站台上，我仍然手握一本小人书，看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家搬到县城，我继续在这个古老书店里借阅各种书籍。

几年前我回老家，特意带着女儿一起来到县城南街寻找，以为那家书店早就消失了，没想到宛然还在，连那位坐在陈旧桌子后面的老板，也还在，并不很显老，稳稳当当的，笑容里有岁月的痕迹。书店也有了很大的更新，很多卡通书和网络小说。他已不记得我了，可我记忆中，他是一尊闪闪发光的大神。三十年前，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但他还那样笑眯眯的，很诚恳，很慈祥。不知他读不读书，也不知道他读哪类书。如果他每天这么读，将是世所罕有的顶级学者了。

广东得改革开放先风之便，即便是我们粤西县城，也早早地运入了大量香港武侠小说，梁羽生、金庸、古龙的各类繁体字版作品，我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认读常用繁体字的主要过程。后来上大学念中文系，领到六册繁体字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很多同伴同学一看就傻眼了。他们虽然考试成绩比我好，语文基础比我高，但说到阅读的广泛，则完全跟我无法媲美。当同学们在苦苦辨认那些繁体字为何物时，我则“笑而不答心自闲”。

我在河唇公社河唇中学念完高中二年级就毕业了。当时文科班中考过整个湛江地区预选线的只剩我一枚，学校如获至宝，把我供在破败的招待所房间里吃独食。结果那年我考了384分，英语23分，数学32分，语文88分，这个成绩让我幸运地混进县一中文科复读班。这个复读班，人才济济118名，类乎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各个身怀绝技，令我感到高山仰止。有位复读达人已经复读到第八年了。他神情忧郁，举止优雅，小胡子忧伤地在嘴唇上萌芽。我哥哥也复读到第四年，已经成了县一中复读班的老牌杀手，跟很多老战士都是死党。第一周，他给我引见了很多同班老大，我则诚惶诚恐地请他们多关照。我英语和数学成绩差，只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背单词、刷题，在喘息的间隙，侧耳听老牌杀手们纵论历史、地理，横谈语文、政治。语文我完全放弃了，依靠相比同龄人更宽泛的阅读积累，在最后的高考时冒险胜出。

再度反思自我，发现我的中文能力完全拜金庸先生所赐。我一直很感激金庸先生，没有他的武侠小说，我肯定考不上好大学，现在可能还在老家卖凉茶——有一次回母校讲座，面对学弟学妹时我开玩笑说，如果不是考上大学，今天就没有王老吉什么事了，我就是卖凉茶的亿万富豪了。

微博有个“神最右”说：“知识改变命运啊！”

在我的老家坡脊镇，我不仅摆小人书摊，卖凉茶能力也一流。

摆小人书摊，一次我能赚好几块钱；卖凉茶，五分钱一杯，我一次能赚近二十元人民币。成本仅仅是我们家的井水，还有我父亲去山里采集的雷公藤、白头草等中草药。货真价实，一本万利。我如果从三十年前摆摊到现在，那什么王老吉、加多宝，都靠边站了。当然，我也有可能因为不爱读书，不爱学习，而缺乏更远大的眼界和胸襟，而倒在了通往亿万富翁的中途。

当时书籍紧缺，连“四大名著”的小说都很难找到，不用说其他翻译作品了，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伴随我从初中到高中的整个过程。我不仅认识了大量的繁体字，还在无意中“脑补”了在语文、历史和地理教材里看不到的一些偏门的历史知识，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南方少年的杂乱阅读核心记忆。

当时读金庸可谓疯狂，即便在高中最紧张阶段，仍然为之痴迷。一次我从书店借了五本《天龙八部》，每本五分钱一天，必须一天一夜间看完，才能仅仅花两角五分就读完全套小说。几乎是连续二十四小时连蹦带跳读完整套五本，已经头昏脑涨，两眼辣痛，四肢麻木了，仍然记忆深刻：为段誉和王语嫣的爱情着迷，为萧峰的顶天立地而激动。基本的内容情节、故事人物，过了三十年，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前几天忽然心动，重读了《天龙八部》，发现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佛经、儒家经典和各类诗歌，慢慢读来都极其有味。这部武侠小说的地理感很强，其中提到大理、吐蕃、西夏、大辽和大宋五足鼎立于现在的中华文明圈中，基本囊括了历史中北宋面临的各种边境问题。但是在我那遥远而贫乏的八十年代，作为一名乡村中学的学生，我对这些地理概念完全一窍不通，不知所云。当时碰到书中引用的诗歌、佛经和论语等，大概都是跳过不读的，而只关心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

后来批判现行语文教材时，我曾总结说：一个人的阅读历史，跟他的年龄和经验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经验来衡量小孩子，也不能用博学鸿儒的能力来要求小孩子。在广泛阅读的阶段，一个孩子能够津津有味地读完小说或历史作品，就是一种有效的潜移默化学习积累过程。“四大名著”的阅读，我建议语文教师和家长理解孩子的跳读和速读。在中小学阶段，完全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泛读。

如果有语文教师能实行“弹性课时”，迅速地教完语文教材里值得学的少数几篇文章，用一个学期来与学生们精读《西游记》，那么，这将是最有效的中文母语学习。

中文母语学习并无特殊技巧，最有效方式是广泛有效地阅读，真实自然地表达。从阅读、思考到表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大多数语文老师的实际教授过程，都是不合理的灌输，是毫无必要的高频率写作文。

如果阅读不广泛，学生的积累就不丰富，表达就局促无词；如果情感不真实，用词不准确，写作就会流于虚假、空洞、乏味。

中文母语学习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各界专家反思推进，要大胆地肯定中文母语学习的“文学性”本位，通过丰富有效的阅读，激活学生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才能更有效地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创造性人才。